内陆核电力建设设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夏族民共和国陆上地域核电发展赢得了急忙的前行

摘要:2005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核电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批量化开工建设了岭澳二期、红沿河、宁德、阳江、福清、防城港、方家山、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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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沿海核电项目重启后,内陆核电建设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近日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正在对十三五时期是否重启内陆核电站建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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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访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孙勤:【高端访谈】内陆核电发展潜力巨大,核电出海正当其时《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谢玮 –>

2005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核电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批量化开工建设了岭澳二期、红沿河、宁德、阳江、福清、防城港、方家山、昌江以及三门、海阳、台山、荣成等核电项目。截至2014年底,全国核电装机容量达到2028.8万千瓦,在建规模保持全球第一,达到2858.9万千瓦。尽管如此,我国大陆地区核电的发展距离原有安全高效发展的规划目标(2015年建成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有必要分析清楚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以便于新一轮规划制定和实施时改进。

中国沿海核电项目重启后,内陆核电建设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近日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正在对“十三五”时期是否重启内陆核电站建设问题进行综合论证,最终结论尚未出炉。

专访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孙勤:

当前核电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在建核电机组规模世界第一。尽管《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规定“十二五”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但围绕内陆核电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歇。

【高端访谈】内陆核电发展“潜力巨大”,核电出海“正当其时”

核电站前期准备工作需要进一步优化。核电项目前期工作相对比较复杂:行政许可程序非常多且周期相对较长;前期实体工程量远超过煤电、气电和新能源等项目;设备的设计招标采购周期长。虽然有标准化设计的积累和批量化建造带来的产业能力基础等诸多优势,但大部分核电项目获准开展前期工作的时间相对较晚,使得项目前期准备度还不够充分,进而导致了项目开工后的工期延误。

根据《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以此计算,2015年到2020年6年时间里,中国需新建装机4000万千瓦,每年平均需要开工6台机组。由此看来,“十三五”期间内陆核电上马在即。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谢玮|北京报道

国内核电产业链相关企业在质量管理水平方面还有待提高。虽然目前我国核电装备制造业已形成相当的产能,但质量管理方面还有改进提升空间。在核电严格的质量保证要求下,装备制造厂的一个不符合项(NCR)将可能导致核电工程主线计划延误,这也是近期投运或在建项目工期延误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此,环保部核安全总工程师刘华近日接受《环境与生活》杂志专访时表示,其实无论国内国外,核安全的法规对内陆或滨海核电厂没有刻意区分,只是在外部事件评价方面具有一些差异,但安全要求都是一致的。技术上讲,内陆或滨海核电厂都是可行的,能否建设看的是电力需求和政策因素。当前,公众环境意识加强,对中国内陆核电建设予以了更多关注,这就要求政府部门、核电企业加强公众沟通工作,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关乎发展与民生”,并将“安全发展核电”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为核电板块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3月5日到3月17日,A股核电核能板块指数累计上涨1.81%。3月18日,国家核电董事长王炳华表示,国家核电正在与中电投进行合并重组,组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这使“核电该当如何发展”这一话题再度引发热议。

电网等相关设施配套还需加强。由于投资主体不一致,国家将电源项目和电源送出项目分开核准和实施,部分项目出现了进度不匹配导致的部分项目调试重要里程碑节点的延误。

在化石能源储量不足和燃煤燃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当下,推进高效清洁的核能源似乎成了“不得不”的选择。而核能的安全性和公众的“恐核”心态,一直是核能发展中的争议话题。近日,本刊专访了环保部核安全总工程师刘华,从科普角度对核电作出解读,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有关核与辐射安全的科学知识和历史沿革。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孙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表示核电发展“潜力巨大”,核电出海“正当其时”。

行业管理部门在制定规划时技术政策指导方面明显缺乏过渡性的政策安排。对新技术路线首堆工程的预期过高导致了出现了发展空白期,对我国核电在安全高效发展认知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环境与生活》: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概念,我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提出的?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加快《核安全法》立法

全国电力规划还需要进一步统筹。我国电力规划之间各种专项规划之间缺乏统筹协调,例如本地电源和区外来电、火电和核电之间在负荷平衡和电量平衡时缺乏协调和指导,导致了区域性发电能力相对过剩,进而导致了部分核电项目投产后出现了利用小时数较低的情况。

刘华:核与辐射安全(下简称“核安全”),是指对核设施、核活动、核材料和放射性物质采取必要和充分的监控、保护、预防和缓解等安全措施,防止由于任何技术原因、人为原因或自然灾害造成的事故发生,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情况下的放射性后果,从而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不当的辐射危害。

自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以来,核电项目安全性引起了各界担忧,许多人甚至“谈核色变”,我国也一度暂停了新核电项目审批。

对核电科学发展的一些建议

我国核安全监管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至核工业初创时期。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核能(亦称原子能)事业起步于核军工,最早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核安全的监管。然而,1984年以前,我国尚没有一个能够代表国家、独立于核能发展部门的核安全监管机构。为配合引进法国技术的大亚湾核电项目建设需要,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于1984年1月26日召开会议决定,尽快成立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由原国家科委(现科技部)设立国家核安全局。同年7月2日,该机构正式成立。

“日本福岛核事故出来以后,全国大概有四五个正准备开工建设的核电站,都停了下来。同时已经运行的核电站和在建的核电站都按照国际最严格的标准全部进行复查。”孙勤介绍说,复查以后,政府加强了监管,加强对标准规范的制定,加强了应急措施预案的提升。“作为企业,我们在加强技术开发、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核文化的培育上都做了很多工作。”孙勤说。

作为一种低碳能源,核电仍然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的重视,核电成为了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围绕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国家各个部门都在抓紧研究和制定系列发展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等正在编制新一轮的能源发展规划。为确保核电安全高效发展,建议如下:

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范围包括核动力厂、反应堆、核燃料生产、加工、贮存和后处理设施的核安全与辐射安全,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安全,核技术利用项目、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的辐射安全,辐射环境保护,核材料安全,核设备安全,核与辐射事故应急管理等。

孙勤为《中国经济周刊》介绍了一组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的核电站的动力堆已经建成的有22座,在建的有26座。自己“大多数都去过,特别是我们自己集团运行建设的,都去过”,并且“从没有担心过”辐射等问题。

进一步提升核电在能源中长期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中美两国元首2014年11月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协议,中国将于2030年前达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且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占比要达到20%。初步分析,2030年核电装机需求将达到1.5-2亿千瓦。建议国家在编制中长期能源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二氧化碳峰值排放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底线目标,明确提出核电2030年的发展目标,并加强规划统筹、在相关规划中给予配套支持,通过能源生产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能源生产革命。

《环境与生活》:世界上核能技术先进的国家,目前对核电的态度不尽相同,特别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据您了解,世界主要国家目前对核能的态度是怎样的?

“通过这几年不断地‘强身健骨’,政府加强管理能力的提升,应该说当前已经具备了重启核电站的条件。”孙勤坦言,“为了达到这些条件,从政府到企业都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也经过了国际上的核安全机构的评审,他们也认为我们现在各方面基础达到了国际上对核安全最高标准的要求。”

进一步明确我国核电技术发展路径图。客观评价我国在运在建机组技术路线和拟采用的技术路线,制定我国核电发展中的技术准入标准和负面清单,引导企业选择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需要的技术路线;完善相关技术创新制度,引导核电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完善产业发展制度,有针对性地指导核电产业链相关企业进行发展布局,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刘华:福岛核事故确实影响了公众、决策者和投资者对核能的态度,欧洲多国还爆发了反核游行。但是,主要核能国家发展核能的信心和决心并没有动摇。可以说,福岛核事故并没有改变世界对核能的需求,而是提高了对核安全的要求。

针对部分群众的“邻避效应”[指居民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等邻避设施)对身体、环境和资产等带来负面影响进行集体反对甚至抗争的行为],甚至“抵制核电”的声音,孙勤表示理解,在他看来核电的发展要靠企业的积极性,政府的支持很重要,更重要的在于群众的认可度。

进一步优化项目前期的行政许可流程。针对核电项目前期的特点,根据发展规划提出的投产目标和工期,适度提前批复项目开展前期工作,企业可以据此适时开展长周期制造设备制造以及现场前期工程,提高项目的前期准备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核能作为绿色能源具有重要意义,并将继续开建新一代核电厂。美国多个新建核电厂“建造和运行联合许可证”的审批工作,已经根据原定的能源计划在2012年初完成,并开工建设。

他强调发展核电在改善能源结构、改善气候环境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他说:“去年一年核电做了很多贡献,截至2014年年底,我们有5台机组发电,在运行的机组大概有22台机组,2000万千瓦。每年大概可以少用煤5000万吨,少排放二氧化碳1亿吨。”

(作者江镭为高级工程师,在火电和核电行业工作多年,目前从事核电行业分析工作)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福岛核事故不会对俄罗斯的核能发展计划造成影响,并相信其先进的核电技术能够预防严重事故的发生,同时也要求对核电厂进行公开的安全检查,确保对核安全的把控毫不松懈。

因此,孙勤建议,首先应当积极促进核安全法立法(编者注:3月10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袁驷透露,《核安全法》的制定已列入立法规划),让核电发展有法可依,在法律的范围内受法律的监督;第二,所有的工作都应该做到公开透明,使公众充分知悉、了解和掌握核电站的安全性;第三,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事故发生的概率正在不断缩小,真正做到工作“万无一失”。

 

欧盟委员会指出,各成员国有权决定是否使用核电。欧盟将统一核安全标准,支持关停技术陈旧、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核电厂。

“内陆核电发展潜力巨大”

法国继续进行EPR机组的建设,并将投入14亿美元用于核电技术研发,包括第四代核能系统;英国也继续围绕新建核电厂计划开展厂址准备、设计审查、组织和政策调整工作。

今年2月17日,辽宁红沿河核电二期工程获批开工,这是时隔26个月我国再次批准新核电项目,标志着中国核电建设的实质性重启。这也使得部分“未完待续”内陆核电建设的松绑看到了一丝曙光。

德国施罗德政府曾于2001年声明,到2021年陆续关闭所有核电厂。2010年10月,默克尔政府则宣布延长核电厂使用期限,把关闭日期推迟到2035年。但福岛核事故后,德国再次搁置了原定延长核电厂使用期限的决定,先暂停了最老的7个机组运行,全面开展安全检查。2011年5月,德国宣布2022年前关闭所有17台核电机组,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这一决策使德国从电力出口国转变为电力进口国,还要解决主要核电企业索要经济补偿事宜。

事实上,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国内核电项目审批被全面叫停。当时,包括中核集团湖南桃花江核电项目、中电投集团江西彭泽核电项目和中广核集团湖北大畈核电站在内的3座正在建设的内陆核电站全部停工,至今仍未破冰重启。

原本有意重启核电的意大利,也在福岛事故的阴影下再度放弃了核电计划,并通过2011年6月13日全民公投中确认了这一结果。此前,意大利曾经在1987年以公投形式放弃了核电,迅速关闭了20世纪60年代起兴建的几座核电厂,成为一个无核电国家。

“适时启动内陆核电站,对我们今后长期核电发展有利。”孙勤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从国际上来说,400多座核电站有一半都在内陆,从长远发展来说,内陆也会担当起重要的任务。”

瑞士的核电政策在过去20年中一直不够稳定,并曾举行多次公投。2011年5月瑞士政府表示将放弃建设核电厂,现有的5台机组将在2034年前达到寿期后关闭。与此同时,奥地利等本来就反对核电的国家更坚定了反核主张。

2015年1月,国家核安全局发布《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核技术利用国家之一。目前中国已投运核电机组22台,在建机组26台,在建规模居世界首位。运行核电机组保持良好安全业绩,从未发生二级及以上事件或事故,在建机组质量受控。

总体来说,核能政策摇摆不定的国家普遍采取了更为消极的态度,而有意发展核电的国家则不改初衷,在肯定核能的正面作用、强调核安全重要性的同时,坚持发展核电。

“核电建设初期主要是在沿海,有13个厂址48座电站在建和运行。从今后发展来说,内陆厂址空间资源比沿海多得多。”孙勤表示,“从我们目前所做的初步工作来看,在内陆、在西部像甘肃等地都发现了很好的厂址。今后在内陆应该赶快启动核电站释放堆的建设,随着电力通道的完善,今后在内陆建核电站而且把电力向沿海输送,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

《环境与生活》:与其他能源类型相比,核电的发展地位如何?发展核电的关键环境因素有哪些?

自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内陆核电项目争议加大。孙勤直言,事实上内陆核电厂址与沿海核电厂址在技术性能、安全监管性能、安全条件和监管要求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大家觉得核电站要用水,靠沿海方便一点,或有半边靠海,影响小一点,从安全度来说是一样的。”孙勤如是说。

刘华:国家的能源结构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从技术上看,尽管核能技术仍在不断发展,但是总体来说,核能作为人类利用能源的一种方式,还是比较成熟的,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一套体系相对完整、要求基本一致的规范标准和管理制度。从实践来看,目前核电约占全球电力生产的18%;发达国家的平均比例更高,我国的核电比例目前只有2%左右。

“通过我们前期各项论证、比较、吸取国外一些经验,在内陆核电建设上,有基础也具备条件。”孙勤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们希望在‘十三五’期间,我国能够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内陆厂址先行试验,像湖南的桃花江核电站等。”

从整个核电产业链来分析,学术界总体认为核电是清洁的能源,核电厂基本上不排放污染物,或者说排放量远低于国家标准。它的环境适应性也很强,放眼全球,滨海、滨河、滨湖的核电厂都有。只要合理地利用核电,就能够保障能源安全,完成能源结构调整,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

核电走出去“正是播种的季节”

《环境与生活》:您认为我国的核能技术和规模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

近年来,国务院明确了关于“核电关键技术装备走出国门”的战略规划,积极推动核装备和技术出口。2014年,李克强总理有了两个新的“身份”,一个是高铁代言人,一个是核电代言人。

刘华:我国核电事业起步之初,就确定了“压水堆—快堆—聚变堆”三步走的技术路线。虽然我国核电厂有多种具体堆型设计,但基本都是压水堆,其技术最为成熟,应用也广。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对国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我国核电已经实现了“四个自主”,即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自主管理,并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堆型设计。一些企业也正在开发国际市场,推进核电走出去战略。

在国家积极推动核电出海战略的大背景下,由中核集团联合中广核集团共同推出的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机组“华龙一号”,称得上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最强音。

我国现有核电机组48台,其中22台运行,26台在建。总机组数量紧随美国、法国、日本之后,居世界第四位,在建核电机组规模世界第一。

“总理代言核电我们非常感谢,这代表着核电已经从‘中国制造’发展到‘中国创造’。”孙勤表示,“华龙一号”走出国门,具备多个优势条件:首先,中国在核电发展中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其次,“华龙一号”的安全性经过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安全审查,安全性非常有保障;第三,在与国际同业竞争里面性价比较高。

《环境与生活》:我国不少核电厂都傍海而建,除了方便冷却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内陆核电厂与沿海核电厂相比有哪些利弊?

此外,“华龙一号”还具有专门针对客户的个性化服务,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核电发展市场的需要。因此,能够越走越好。

刘华:其实从全球角度看,内陆核电厂的数量比滨海核电厂更多,尤其是美国、俄罗斯、法国这些疆域开阔的国家。日本、韩国、英国等则因为是岛国或半岛国家,核电厂基本都是滨海而建。我国核电厂目前都是滨海的,这里有历史因素和一次能源平衡问题:早期的核电相对其他电力形式更贵些,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一次能源却很匮乏,正好是既需要核电也能承受核电。今天,我国的核电价格不再难以高攀,与煤电相比已经具有经济竞争力了。

据新华社消息,今年2月26日,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与阿根廷联邦计划、公共投资与服务部部长胡里奥·德维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关于在阿根廷合作建设压水堆核电站的协议》,中核集团与阿根廷核电公司作为双方授权企业将负责协议的具体实施。这意味着中国自主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成功出口拉丁美洲。

其实无论国内国外,核安全的法规对内陆或滨海核电厂没有刻意区分,只是在外部事件评价方面具有一些差异,但安全要求都是一致的。技术上讲,内陆或滨海核电厂都是可行的,能否建设看的是电力需求和政策因素。当前,公众环境意识加强,对我国内陆核电建设予以了更多关注,这就要求政府部门、核电企业加强公众沟通工作,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当下我国核电“走出去”已经“到了时候”,孙勤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首先,走出去要有自己的东西。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中核集团联合中广核集团共同拿出了‘华龙一号’,有了自己的利器;第二,国家装备制造业整体水平提高,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给予‘走出去’各方面的支持,国际市场逐渐形成。当前也是春天,很好的播种季节。”

《环境与生活》:那么,核能原料的开采和使用有哪些门槛?

“有党和国家的支持,我们一定勤播种、好收获。”孙勤如是说。

刘华:核燃料的原料主要是铀矿。根据有关规定,铀矿开发利用前,需要办理采矿许可、安全许可及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等。铀浓缩、核燃料加工和使用也都需要办理核材料许可,履行国家有关核材料管制的义务,保证安全与合法利用,防止被盗、破坏、丢失、非法转让和非法使用。

《环境与生活》:核能超高的能量密度令人心动,同时历史上几次核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也给人们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阴影。您认为核能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公众对核能的安全性存在哪些误区?

刘华:安全领域普遍使用的“风险”概念,通常被定义为事故发生概率和事故后果的乘积。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NRC)确定的核电厂定性安全目标和定量安全目标,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论。有研究表明,相对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包括交通出行、其他能源生产在内,核电厂的风险是很低的。

但是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看,像核事故这种一旦发生,就会一次性造成极大损害的事故,往往对公众的心理冲击更大,更容易成为关注的焦点。所以,不能因为核电厂设计安全水平高就放松监管。核能开发国家通常都会设立一个独立于核能发展部门的核安全监管机构,开展全阶段、全范围的核安全监管,从而保护公众和环境。

过去,国家长期强调核工业的保密性,所以政府部门、媒体和企业的核与辐射安全的公众沟通工作做得不够,导致公众对核与辐射缺乏了解。目前学术界总体认为核电是清洁能源,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认可当前核电保持了较高的安全运行水平。我国现役的22台核电机组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安全业绩,迄今未发生国际核事件分级(INES)2级和以上级别的运行事故(参见《环境与生活》2014年11月号《核事故是怎样分级的》一文)。在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综合排名中,我国运行的核电机组各项性能指标均处于全球中上水平,部分机组和安全指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环境与生活》:在技术和推广方面,我国乃至全球的核能正在就哪些问题进行优化?未来的发展难点都有什么?

刘华: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我们也常说,核安全是核电发展的生命线。

国际核能界对核安全的追求是持之以恒的,并开展了大量研发工作,一是通过工程和管理措施,持续提高现有核电厂的安全水平,二是开发固有安全性更高、经济竞争力更强的新堆型。所谓固有安全性,指的是反应堆本身具有的防止核反应失控的工作特性。历史地看,我国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我认为核能发展有两个主要制约因素,一是公众接受度,这一点首先取决于核电厂的安全水平,其次取决于公众对核电和核安全的认识程度;二是放射性废物——尤其是高放废物的长期安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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